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陈兵兵（2008）运用1997—200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进程和法治水平等外部治理环境差异对于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果发现，外部治理环境对于股价信息含量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公司治理这一影响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公司治理发现管理者薪酬和企业高管在职消费都会降低股价信息含量，并指出上市公司必须要完善治理结构。但是，袁知柱和鞠晓峰（2009）采用2000—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因素对于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其结论表明，股权制衡度、双重上市、股东与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比例等制度环境因素对于股价信息含量具有正向的影响，相反，国有股比例对股价信息含量具有负向的影响，而两职合一和审计质量等公司治理因素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基于沪深两市2007—2013年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在高管的权力相对较小的上市公司中，具有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而且在公司治理引入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后，这一影响更加显著。孙俊奇（2015）的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对股价信息含量具有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除此之外，袁知柱和鞠晓峰（2008）运用2004—2006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从公司层面分析了股价信息含量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会计信息质量是影响股价信息含量的关键性因素，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则股价信息含量越高。于忠泊、田高良和曾振（2011）也证实了会计稳健性能够提升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

最后，关于股价信息含量的经济后果也是国内文献的一个关注重点。例如，侯永建（2006）就发现，股价信息含量与企业投资支出额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治理针对中国股票市场跟风现象严重和估计走势偏离公司经营状况等问题，研究了股价信息含量对于股票市场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影响，认为股价波动大，则股票市场的股票交易越活跃，因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特征越明显，但是，股价信息含量的提升则会降低股票交易活跃程度对股市风险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