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常把外部董事占董事會總人數的比例稱為“董事會獨立性”，董事會結構與“董事會規模”一起成為衡量董事會效率的重要指標。有關董事會治理的早期文獻（如Hirshleifer and Thakor,1994; Maug,1997等）均把董事會看作公司規制的外生產物（a product of regulation），董事會結構而Hermalin和Weisbach（2003）、Raheja（2005）以及Coles等（2008）等文獻將董事會結構內生化。

根據已有文獻，我們可將影響董事會結構的因素可劃分為以下四類。（1）經營范圍和復雜性假說Fama和Jensen（1983）認為公司經營范圍和復雜程度影響董事會構成。當公司開發新產品或進行多元化選擇時，將擴大董事會規模以監督管理層（Coles et al.,2008）和獲得更多的專業領域知識以應對高管更替、薪酬制定和財務審計等任務（Boone et al.,2007）。公司經營范圍和復雜性也會影響董事會獨立性，Lehn等（2009）認為大公司需要更多的獨立董事，董事會結構原因在于更大的經營范圍面臨更多的代理問題。Boone等（2007）和Linck等（2008）均發現董事會獨立性與公司規模和多元化程度顯著正相關。（2）董事會監督收益與成本假說Raheja（2005）的理論模型表明董事會規模和獨立性與外部董事的監督收益正相關，而與監管成本負相關。獨立董事監督收益與管理層獲取私利的可能性正相關。Coles等（2008）以自由現金流衡量監管收益，發現自由現金流與董事會規模顯著負相關，但與董事會獨立性無關。Boone等（2007）、Linck等（2008）和Lehn等（2009）認為獨立董事的監督成本取決于公司經營環境和成長性。當公司經營面臨更大的經營風險時，監管成本較高，成長性較好的公司信息不對稱程度更高，具有較高的監督成本，他們的實證結果支持上述假設。（3）討價還價假說Hermalin和Weisbach（1998）的理論模型表明董事會獨立性是CEO與外部董事討價還價的結果，董事會獨立性與CEO討價還價能力負相關，當CEO能夠為公司帶來盈利時，其影響力增強，他們會安排更多內部董事以謀取私利。Linck等（2008）發現CEO持股比例與影響力正相關。Boone等（2007）認為機構投資者能夠抑制CEO影響能力，增加董事會獨立性。（2）董事會監督收益與成本假說Raheja（2005）的理論模型表明董事會規模和獨立性與外部董事的監督收益正相關，而與監管成本負相關。獨立董事監督收益與管理層獲取私利的可能性正相關。Coles等（2008）以自由現金流衡量監管收益，董事會結構發現自由現金流與董事會規模顯著負相關，但與董事會獨立性無關。Boone等（2007）、Linck等（2008）和Lehn等（2009）認為獨立董事的監督成本取決于公司經營環境和成長性。當公司經營面臨更大的經營風險時，監管成本較高，成長性較好的公司信息不對稱程度更高，具有較高的監督成本，他們的實證結果支持上述假設。（3）討價還價假說Hermalin和Weisbach（1998）的理論模型表明董事會獨立性是CEO與外部董事討價還價的結果，董事會獨立性與CEO討價還價能力負相關，當CEO能夠為公司帶來盈利時，其影響力增強，他們會安排更多內部董事以謀取私利。Linck等（2008）發現CEO持股比例與影響力正相關。Boone等（2007）認為機構投資者能夠抑制CEO影響能力，增加董事會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