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分析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报告,一篇秒读金融业增加值的高低是度量金融中介成本的标尺，从金融服务而构成评价金融是否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指标。“金融规模及其之于实体经济的相对规模，金融服务体现的是金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可以作为观察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服务度量金融化的重要视角。在全球金融化浪潮中，德国的金融规模并未急剧膨胀，长期处于主要经济体的最低行列。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超过7%的情形从未在德国出现过。2017年，德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分别比同期美国和英国低3.6个和3个百分点，2019年该比例进一步降至3.9%。”书中的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它理顺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服务提出金融部门是不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它的功能只是服务于资本形式的转化。因此，维持这个部门的费用构成社会生产的“纯粹流通费用”，显然，这种费用当然是越低越好。同样金融服务显然的是，这个部门的成本越低越好。

  讨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侧，我们还需讨论该命题的企业侧。我们看到，在德国，金融是否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命题，金融服务似乎没有我们这里炒得凶，仔细想一想，在发达经济体那里，这个问题远不像我们这里，动辄就会登上头条，甚至有时引起高层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发展资金对外源融资并没有过高的依赖。这种状况显然是符合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或者毋宁说，现代公司金融理论根本就是根据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实践概括提炼出来的。根据该理论，可以把企业金融服务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分为内源融资（利润积累）和外源融资，其中外源融资又分为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两大类。企业理性的融资优先次序为：内源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所以我们金融服务看到，在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中，内源融资无不占据主导地位。资料显示，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杠杆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日本企业在发达经济体中杠杆率最高，2000年为117.7%，2019年年底已降至101.6%；美国企业的杠杆率在发达经济体中较低，2000年为64.1%，此后逐渐攀升，到2019年年底达到75.7%；德国企业在发达经济体中杠杆率最低，2000年为58.8%，2019年年底也才微弱提升至59.1%，几乎没有变化。很明显，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有多少差距，则企业的融资结构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