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利好哪些股票？政府信用與企業信用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影響關系。

西方國家金融與債務危機對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效應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第一，嚴重削弱了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通過金融手段干預國際事務的政治能力與影響力。金融危機利好表現在三方面：一是金融危機使得西方國家干預國際政治事務的金融資源縮水，其通過金融手段實現國際政治目的的手段選擇受到削弱，主要表現為其通過金融機構、金融投融資工具與金融制度安排向政治競爭對手施加壓力和限制手段的能力弱化，新興國家及其他非西方國家承受西方國家金融壓力的政治能力相對提高；二是金融危機使得西方國家通過金融手段實現國際政治目標面臨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性增大，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西方國家使用金融工具實現國際政治目標的風險甚至超過其政治制度的控制力和容忍度，不確定性與風險性的增大進一步限制了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行動力；三是金融危機使得西方國家通過金融手段整合內部政治矛盾、獲得外部政治支持與盟友的能力弱化，削弱了其在國際事務中的政治討價還價能力。第二，嚴重削弱了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通過財政手段干預國際事務的政治能力與影響力。以雄厚的財政汲取能力汲取財政信用一直是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干預國際事務、實現國際政治目標的重要工具與手段，特別是通過財政手段向發展中國家、國際組織及其他行為體提供資金支持以實現其政治目標，最為典型的是通過財政手段向伙伴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甚至通過財政手段資助一些國家的反對派或者非政府組織以達到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目的。主權債務危機從三個方面金融危機利好削弱了西方國家通過財政手段干預國際事務的能力：一是財政赤字擴大導致其可用于干預國際事務的財政支出不足與財政工具減少，沒有足夠的財政支持是不可能有效干預或者參與某些國際政治活動的；二是財政汲取能力下降導致其通過財政手段實現國際政治目的的意愿下降，干預國際事務的財政壓力與財政風險上升；三是財政信用下降導致其通過政府信用獲得國際政治支持、達成國際政治目標的信用工具不足。第三，金融危機利好嚴重削弱了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干預國際事務的合理性與政治合法性。西方國家干預國際事務的合法性的建構基于其處于強勢地位的金融與財政實力。金融與債務危機的出現和在全球范圍內的蔓延不僅削弱了西方國家的金融與財政實力，更為關鍵的在于弱化了西方國家在金融與財政領域的話語權與合法性，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危機顯示出西方國家金融體系、金融市場與金融制度存在的缺陷與不足，導致其金融制度優越性神話的破滅；二是債務危機暴露了西方國家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福利制度存在的缺陷與不足，導致其公共治理與社會福利制度優越性神話的破滅；三是西方國家干預國際政治事務的金融合理性與公共治理合法性受到廣泛質疑。存在金融制度與公共治理缺陷的西方國家參與國際政治事務的政治合法性基礎必然受到極大削弱。第四，嚴重削弱了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干預國際政治事務的意識形態優越性基礎。在西方國家長期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及其意識形態是導致國際金融與債務危機的重要理論與思想基礎。金融與債務危機在四方面重創了西方國家干預國際政治事務的意識形態優越性：一是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資本利益集團的貪婪性與掠奪性充分暴露，重創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二是金融與債務危機充分暴露了西方國家政治與經濟制度存在的根本性缺陷，為這種制度辯護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合理性受到挑戰；三是削弱了西方國家向國際社會推行意識形態的金融工具和財政手段，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強勢地位離不開其強勢的金融工具與財政投融資能力的支持，金融與債務危機不僅弱化了西方利用金融工具與財政手段干預國際政治事務的選擇空間且限制了其有效性；四是弱化了西方政治意識形態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和影響力。

簡言之，金融與債務危機不僅削弱了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通過金融工具與財政手段干預國際政治事務的政治能力與政治影響力，還金融危機利好嚴重削弱了西方國家干預國際政治事務的合法性與意識形態基礎，同時也為新興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抵制西方國家對國際政治事務不當干預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