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前后，發達國家的政府部門杠桿率差別很大。國際金融危機前，宏觀經濟金融除日本外的大部分發達國家的政府部門杠桿率保持了基本穩定或明顯下降。1998年年底至2008年9月底，意大利、澳大利亞、荷蘭、西班牙、加拿大政府部門杠桿率分別下降了17.1個、17.3個、23.8個、32.7個和37.7個百分點，法國、英國、美國、德國政府部門杠桿率雖然有所上升，但增幅都宏觀經濟金融在5個百分點之內（見圖4.18）。除日本和意大利外，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主要發達國家政府部門杠桿率未明顯高于60%，保持在較低水平。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除德國外，大部分發達國家政府部門杠桿率均有20個百分點以上的上升。2019年年底，法國、西班牙、英國、美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均已超過100%，日本和意大利則分別超過200%和接近150%。可以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政府部門杠桿率的趨勢性大幅上升，就是為金融危機支付的高額“醫療費”。從這個意義上講，德國政府部門杠桿率能回落至低水平，主要原因就在于國際金融危機前德國避免了重大經濟失衡，經濟金融受沖擊小。

國際金融危機前，德國經濟避免了房地產泡沫和信貸泡沫。除少數金融機構（主要是州立銀行）因持有美國次貸資產遭受損失外，德國金融體系受沖擊并不大。國際金融危機前后德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保持基本穩定（見表4.1）。由于少數金融機構受到沖擊且外向型經濟受沖擊較大，德國也實施了金融救助和財政刺激政策，并一度讓德國政府部門杠桿率上升20個百分點以上。不過宏觀經濟金融從規模上看，救助成本明顯低于美國等其他發達國家。由于沒有房地產泡沫破滅和信貸泡沫破滅的拖累，宏觀經濟金融德國經濟受益于外需恢復而快速復蘇，金融體系得到支撐，金融救助資金較快回收。同時，這也使得德國財政刺激政策較快退出，政府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財政收支格局在較短時間內由赤字轉變為盈余，政府部門的內源融資能力快速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