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戶籍制度和遷移成本制約了居民“以腳投票”，地方人大監(jiān)督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居民“用手投票”，加之中央政府對地方全面考核的成本過高，導致對地方政府監(jiān)督的缺位，政府債務使得部分官員的行為不僅符合尼斯卡蘭模型（一）：官員預算最大化，而且更多符合尼斯卡蘭模型（二）：官員效用最大化。

政府債務即官員一方面追求預算最大化，另一方面不僅不會把預算全部用于公共物品的供給，而且政府債務還會把預算結余作為“自由支配的預算”納入自己的效用函數。這樣，一些地方官員便有直接干預公共經濟事物甚至其他經濟領域的積極性，尋租活動和短期行為便不可避免地泛濫起來。政府債務尋租活動和短期行為造成政府對經濟的不當干預和政府規(guī)模膨脹，兩者都加劇了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缺口。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1994〕第21號）第28條明文規(guī)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guī)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fā)行地方政府債券。”但地方各級政府官員為彌補不斷擴大的財政收支缺口以及出于自身政績的考慮，自覺或不自覺地、公開或隱蔽地、直接或間接地以地方政府“多元化融資”等多種名義舉借了大量債務。

政府債務分別用地方政府債務預算最大化模型和地方政府官員效用最大化模型，來分析地方政府官員的舉債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