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户籍制度和迁移成本制约了居民“以脚投票”，地方人大监督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居民“用手投票”，加之中央政府对地方全面考核的成本过高，导致对地方政府监督的缺位，政府债务使得部分官员的行为不仅符合尼斯卡兰模型（一）：官员预算最大化，而且更多符合尼斯卡兰模型（二）：官员效用最大化。

政府债务即官员一方面追求预算最大化，另一方面不仅不会把预算全部用于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政府债务还会把预算结余作为“自由支配的预算”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这样，一些地方官员便有直接干预公共经济事物甚至其他经济领域的积极性，寻租活动和短期行为便不可避免地泛滥起来。政府债务寻租活动和短期行为造成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和政府规模膨胀，两者都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1994〕第21号）第28条明文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为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收支缺口以及出于自身政绩的考虑，自觉或不自觉地、公开或隐蔽地、直接或间接地以地方政府“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了大量债务。

政府债务分别用地方政府债务预算最大化模型和地方政府官员效用最大化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官员的举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