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基金管理公司并不能等同于基金管理人，其僅現行基金立法以擔任基金管理人與基金管理為基礎業務。現行基金立法相關權力機關通過制定一系列的行政法規、現行基金立法部門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許可或授權基金管理公司從事非基金業務。另外，現行的對基金管理公司進行規范的法律法規卻又將基金管理公司僅僅界定為“從事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業務的企業法人”，其現行基金立法“加強對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監督管理，規范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行為”的目的僅是“保護基金份額持有人及相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現行的具有基金管理公司相關立法的基礎法規地位與功能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辦法》執此理解，那么其他相關規范基礎亦無從例外。

如《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治理準則(試行)》自然也就明確基金管理公司治理要“保護基金份額持有人、公司股東以及其他相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公司治理應當遵循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優先的基本原則。公司章程、規章制度、工作流程、議事規則等的制定，公司各級組織機構的職權行使和公司員工的從業行為，都應當以保護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公司、股東以及公司員工的利益與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保障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可見，現行的相關法律法規中除在一定范圍內直接以“基金管理人”為對象加以規范以外，多是將基金管理公司等同于基金管理人、將基金管理公司作為證券投資基金關系的主體而加以調整與規范，以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為其立法的根本與唯一目標。這些規范性文件顯然沒有正確區分基金管理人與基金管理公司，或者說，沒有充分顧及基金管理公司的非基金管理人身份與從事其他業務所形成法律關系的特征。而具體考量相關許可或授權基金管理公司從事非基金業務的規范性文件，從其立法機關、立法時間來看，證監會所制定的系列規范性文件可以從后法對前法的修改與補充角度獲得法理解釋，但相對于社保基金、企業年金的立法則表現出立法部門沖突與法律效力、時間沖突的情形而不具有合法基礎。從其立法內容來看，顯然其也并未改變或嘗試改變上述關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基礎性規范以及在其基礎上制定的其他規范，也沒有加以任何說明或協調。就此而言，基金管理公司的立法機關、主管機關明顯對基金管理公司的職能定位存在不確定性，以至于在立法上出現基金管理公司與基金管理人的混淆、偏差與不足。

基金管理人的內部治理與制度規范在法律性質上屬于是公司法制的范疇，即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規制。通過現行基金立法基金管理公司的法人治理與制度規范可以實現和保證基金管理人的良好的意識形態與專業能力，從而影響或決定其行為的正當性與適當性，以實現基金制度的價值目標和基金投資人的根本利益。法律對基金管理人規范的價值與要求即體現于此。然而，由于基金管理(人)僅是基金管理公司在市場中的重要業務與主要身份，而基金管理公司法律制度卻從根本上制約著公司的權利分配與制度規范，影響著公司對內、現行基金立法對外的全部行為。因此，雖然從宏觀上來說，良好的公司治理和法律制度對基金管理公司的各種市場業務與身份均有正向的促進與推動作用，但是，由于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中對于主體的權利、現行基金立法義務要求并不相同以及公司治理的具體規定可能對相應制度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在法律規范與法學研究討論基金管理公司的法人治理與相關制度時，不僅要充分考慮到基金管理業務的主導地位和其與基金制度的天然聯系，以此作為權利分配與制度規范的重點，而且也應充分考慮其作為其他主體身份與從事其他業務的需要和特征。

綜上所述，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規范與允許其從事非基金業務的法律規范之間存在根本沖突。基金管理公司與基金管理人之間在立法上的混淆構成我國基金管理公司立法的根本缺陷。同時，現行基金立法由于上述立法的局限亦導致現行理論界所從事的相關研究，多未能區分基金管理人與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差別，現行基金立法未能區分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業務與非基金業務之間的不同要求，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理論領域的局限性和簡單化的問題，而急需加以全面視野下的審視、檢討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