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曉利是最早的期貨操盤手之一，期貨界最有影響力的海歸人士，大商所副總裁。到了大商所，他又成了歷次期貨交易風險背后的一道“攔洪”大壩。最早的期貨操盤手之一，期貨界最有影響力的海歸人士，大商所副總裁。到了大商所，郭曉利成了歷次期貨交易風險背后的一道“攔洪”大壩。
    郭曉利初到日本時，公派的目的是去日本靜岡大學學習海洋地質(zhì)學。但過去后郭曉利發(fā)現(xiàn)，靜岡大學這個專業(yè)的水平還不如國內(nèi)的海洋學院。好勝的郭曉利失望至極。而當轉學東京大學的愿望落空后，郭曉利便心如死灰了。＂我落淚了，＂他后來對別人說。
　但郭曉利就是郭曉利，和他的名字一樣，他確實＂曉得利害關系＂。在決定下海從商，＂做一些與國人經(jīng)濟生活息息相關的事＂這樣的大目標定下來之后，郭曉利就開始在證券、銀行、商會等各個地方尋求機會，但他發(fā)現(xiàn)，那些領域都有許多中國人。但在1987年秋天，郭曉利發(fā)現(xiàn)了一個中國人沒人涉足的領域-期貨。他如獲至寶，不顧日本導師的反對，一頭扎了進去。在他看來，作為一個中國人，這是他從東洋可以學到的報效祖國的＂獨門絕技＂，而且，和每個留學的中國人一樣，期貨獨具的＂杠桿效應＂也可以幫助一個中國農(nóng)村出來的大學生盡快走上致富之路。
　當然，如意算盤打得再好，也不如真正的現(xiàn)實更考驗人，而且，對于高風險高收益的期貨業(yè)而言，其對人的要求甚至比股市匯市還要高。所以，當1988年4月，郭曉利真正加入了自己心儀的日本當時最大的期貨經(jīng)紀商-ACE交易株式會社時，首先開始的培訓生活就把郭曉利搞傻了。因為身體鍛煉、業(yè)務學習和田間勞動等培訓內(nèi)容安排的強度之大令人疲憊不堪，完全是松下博文訓練日本女排時一樣的＂魔鬼訓練＂。但也就是從最后在北海道進行的農(nóng)活體驗中，郭曉利第一次認識到了期貨與現(xiàn)貨的緊密聯(lián)系，認識到了現(xiàn)貨得來得不易。＂春種一粒黍，秋收萬顆籽＂。郭曉利說：＂把我們像關在籠子里的猩猩一樣訓練的結果，就是讓我們永遠忘不了果實得來之不易，虛擬經(jīng)濟之不虛。＂
    郭曉利出國的這幾年，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迅速發(fā)展最快的時期。在鄧小平＂白貓黑貓＂論的務實政策指導下，國內(nèi)資本市場改革邁出了堅實的步伐。作為實驗田的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終于出現(xiàn)在國內(nèi)。據(jù)田源介紹，最早的＂中國期貨市場工作小組＂的幾個核心成員分別是田源（任組長）、常清（任副組長）和朱玉辰（核心成員）等。他們當時的主要工作是考察研究國外期貨市場建設的狀況，向時任總理的李鵬等領導介紹設立期市的必要，向相關各方推介期貨這個既能讓現(xiàn)貨商套期保值、又能發(fā)現(xiàn)價格、又能規(guī)避風險的＂投機＂品種。后來，中國第一個期貨市場試點--鄭州糧食批發(fā)市場在李鵬總理的批示下得以成立。而直到今日，當時的骨干田源、常清和朱玉辰仍然在期貨市場一線工作著。而且，朱玉辰目前正擔任著大商所總裁，是郭曉利的直接領導。而在1990年，當時為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的朱玉辰為中國期貨市場的設立奔走呼號之時，無論如何也沒想到，遠在櫻花之國，一個有志青年正在頑強地在日本期貨交易一線沖殺。但顯然，當時通貨膨脹等帶來的物價問題是他們都意識到了搞期貨的必要性。只不過，朱玉辰是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到了期貨市場的價值，而郭曉利卻是出于報效祖國、實現(xiàn)自我的社會價值這一動機。
　1990年，敏銳的郭曉利嗅到了國內(nèi)期貨業(yè)發(fā)展的氣息，并與當時紅色資本家榮毅仁組建的中信集團駐東京代表處進行了聯(lián)系。郭曉利得知，中信貿(mào)易公司很久以前就打算開展金屬期貨交易，只是由于沒有合適的人才。郭曉利喜出望外，他知道，自己的機會來了。1991年8月，郭曉利毅然回國，在中信開始了他的操盤手生涯。
　據(jù)郭曉利介紹，當時的中信雖然人才濟濟，但對期貨交易知識也卻知之甚少。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寫一些小冊子，向領導和員工介紹期貨市場功能、期貨交易原理、技巧、風險管理等期貨和期權交易的一些基礎知識。這樣，郭曉利歸國后等于重新做了一回經(jīng)紀人，只不過，這回游說的是一個超級大戶--中信集團。
　鑒于國際金屬等市場激烈的價格波動已經(jīng)嚴重威脅到了中信的海外貿(mào)易，公司在得到了郭曉利這樣的期貨專才后決定嘗試性參與倫敦金屬期貨交易所（LME）的金屬期貨交易。郭曉利這下有事干了：聯(lián)絡境外代理商，找交易設備、辦公地點。幾乎事必親恭。盡管條件簡陋，但郭曉利樂此不疲。在他看來，在日本這樣市場經(jīng)濟高度發(fā)達的國家，當時人們對期貨市場的看法依然十分偏頗，期貨業(yè)蒙受的詬病依然很多，中信領導能在此時認識到期貨的避險保值等功能，已經(jīng)非常不簡單。他郭曉利所學能有所用，心里已經(jīng)很滿足了。盡管，他當時他的月收入只有100多元（當時他在日本的年收入已穩(wěn)定在1000萬元之上），住的是北京光華染織廠的招待所。
　作為這兩年在證券市場被毀譽參半的海歸派之一，郭曉利說，我們那時候還沒有＂海歸派＂說法，也沒有什么＂海歸派待遇＂，國外與國內(nèi)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反差比現(xiàn)在大得多。他之所以回國，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為了期貨報國。郭曉利是河北人，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郭曉利的話當時說起來有一絲慷慨悲歌之意。但顯然，郭曉利想得更多的怎樣成就一番事業(yè)，為了事業(yè)，他可以不計較有沒有海歸待遇。
　這樣，沒有待遇的海歸派郭曉利為中信操起了盤，并且一上手做的就是倫敦商品交易所的銅期貨。他回憶說，1992年初，當LME銅期貨價格跌破2150美元／噸時，我們嘗試性買進了1500噸，之后價格很快上漲，隨即平倉獲利8萬多美元。初戰(zhàn)告捷，公司同事們興奮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