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性评价的起源和发展：针对学校效能的增值性评价起源于詹姆斯·科尔曼1966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简称“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该报告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学校效能的增值性评价问题，但其研究结论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学校效能的争论，催生了学校效能增值性评价的出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科尔曼报告”为起点，学校效能的增值评价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增值性评价的应用一直受到统计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80年代末，多水平模型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为增值性评价提供了精确可信的分析方法。由于英美两国统计技术的发展以及现实的强大需要，多水平模型和增值性评价方法率先在这两个国家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1983年，《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The importance fnr edueaional reform)报告的出台，美国全国上下对教育状况的关注水平空前提高。1989年，美国总统召开五十州州长教育峰会，思考教育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并最终形成了六项国家教育目标。随后，为响应新的教育目标，美国各州掀起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提出了学校问责制的概念。1992年，应此热潮，田纳西州政府率先采用增值评价系统作为州教育促进法案的一部分。达拉斯州也从增值的角度探讨了判断高效能学校的量化程序，并发展了适用于该州的增值性评价系统；此外，北卡罗莱那州、德克萨斯州等也将增值性评价应用于其教育问责制主体框架之中。随着联邦教育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出台，增值评价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认可和政策制定者的青睐，正逐渐成为美国教育评价的主流方式。
　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政府每年都公布所有学校以原始分数表示的学生成绩排名表。由于原始分数没有考虑影响学生成绩而学校自身又难以控制的因素，如生源质量等，因而不能公正、客观地反映学校效能。为解决评价上的问题，研究者提出了“增值”概念。英国的增值性评价同美国类似，也是首先从地区水平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统一课程的建立及链接国家数据的新资源的出现，为增值性评价在整个国家内推行提供了可能。英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接受了增值评价法，2002年在全英格兰和威尔士推行学校效能的增值评价模式，2004年和2005年试点，2006年全面开展学校效能的“多元”增值评价，并将增值评价指标作为一项重要的创新性指标加入到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中。
    增值性评价的主要特点：
　第一，增值性评价实现了关注点的变化。教育评价中，最常用的评价方式是使用学生成绩原始分数的平均分或升学率作为评价指标，确定学校或教师的工作是否有效。有研究发现，使用原始分数作为学校或教师效能的指标是不准确的，甚至会有误导作用。此外，这种评价方式导致人们过于关注一次考试的结果，过分关注少数尖子生的培养，忽视了大多数学生的发展，损害了教育过程中的公平性。而增值性评价则是基于每个学生的进步来计算学校或教师对学生学业增长的影响，这样就使学校和教师的关注点从个别学生身上转移到更加实质性的问题——每个学生的进步状况如何。
    第二，增值性评价保证了更加公平的比较。增值性评价将每个学生的当前成绩与过去成绩进行比较，关注学生的进步和成长，而不是学生成绩的绝对水平，从而改变了以往将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平均值或任意制定的标准进行比较的做法。由此对学校或教师效能的评价都是基于学生的进步或增值，这一评价标准的确立，实现了教育评价过程中比较的公平性，有利于激发生源质量差的学校促进学生进步的动力。
    第三，增值性评价与绩效责任紧密相连。问责制目前已成为各个国家进行学校效能研究的主要方面，它要求使用学生标准化测验的成绩作为评价对象，以使教育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负责。评价是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问责制实施的效果。增值性评价本身的特点，为问责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评价框架，能够提供对学校和教师更为公平的考察。
　第四，增值性评价具有潜在的诊断性功能。单纯的增值性评价不能识别学生成绩差的原因，但是增值性评价是基于追踪设计的研究，因此它能够根据详尽的数据描述识别出学生的成功与失败之处，这将成为学校和教师发现问题作出决策的起点。此外，利用增值性评价的信息，可同时为教师提供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信息，从而为教师的自我提升提供依据。
　第五，增值性评价能够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增值性评价的基本理念是学校和教师应该保证所有水平的学生都以相同的速率取得学习上的进步，即每个学生在一年内的学业增值幅度应当相同。这就要求学校和教师不能只关注成绩好的学生，而要兼顾所有学生的发展和进步。根据每个学生的需要， 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从而促进每个学生的进步，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